煙草行業是如何刻意模糊吸煙的影響的，許多人對此已經有所闡釋，尤其是在Naomi Oreskes和Eric Conway 2010年的書作《販賣懷疑的商人》（Merchants of Doubt）中。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美國聯邦政府曾化身煙草商本人。美國政府宣稱煙草行業為必不可少的行業，授權在部隊的配給中加入卷煙紙和煙草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另一場產業危機時，政府再次出面。為節省戰爭所需的外匯，英國停止進口美國煙草。于是美國政府購入了與英國出口市場相當的煙草，以保護本國煙農。
自1930年代以來，政府一直在幫助煙農。隨著1933年《農業調整法案》（Agriculture Adjustment Act）的出臺（該法案是總統富蘭克林·羅斯福應對大蕭條的新政的一部分），聯邦煙草價格支持系統問世。1964年，美國外科醫生Luther Teryy發表《吸煙與健康》報告，指出吸煙會引發肺癌、肺氣腫、支氣管炎和冠心病等帶來的早死病。盡管每年死于煙草相關疾病的美國人多達50萬，但聯邦煙草價格支持系統直到2004年才被終止。（政府給煙農的補助一直持續到2014年，以減輕對煙農的打擊。）
Milov寫道，冷戰期間，新興的廣告業促進了卷煙的大量消費。相比于蘇聯社會主義的物資嚴重短缺，吸煙象征著消費資本主義的富足取得了勝利。在此背景下，煙草協會（Tobacco Associates）于1947年成立。它是一個致力于提高美國過剩卷煙在海外銷售的營銷委員會，也是政府授權的私營組織，負責收取稅款以進一步發展煙草行業。
二戰期間，美國政府購入了大量煙草來彌補出口不足。這種私企和公共政策相互交織的作用，用政治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，就是“聯合主義”（associationalism），它在全球與吸煙相關的疾病流行中起著關鍵作用。到1955年，美國超過一半的男性和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吸煙。為實現行業持續增長，在其他國家尋找新煙民成了關鍵。時至今日，仍是如此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后，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中包含購買美國煙草和食品的貸款。從1954年起，該計劃演變為向盟國提供援助的《公共法案480》計劃，越來越多地在東南亞、拉丁美洲和中東實施。它通常被稱為“糧食換和平”計劃，給予煙草和食品優惠的條件。結果如預期一樣，它為美國商品建立了永久出口市場，并豎立了美國的地緣政治霸權。
實質性的抵制出現在1960年代晚期。當反吸煙運動家試圖挑戰行業、生產者和國家利益的關系時，他們發現了兩條成功的主要途徑。首先，活動家們研究出了如何利用1960和1970年代的民權及消費權運動，來改變公眾對吸煙的看法，使其不為社會所接受。青年律師John Banzhaf在1967年創立了運動組織——吸煙和健康運動（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，ASH），并找到了起訴煙草業的方法。面對支持制造商和農業游說團體的聯邦立法機構，活動家們把戰斗引向了地方政府，那里的企業游說團體還不那么成熟。他們與市政府和專業監管機構攜手，推動1971年禁止在美國播放卷煙廣告的禁令出爐，1973年又通過民航局禁止在飛機上吸煙。
和他們并肩的，是草根活動家。Milov對他們有著精彩而詳細的描寫。Clara Gouin是馬里蘭州的一名婦女，有一個對香煙煙霧過敏的孩子。1971年，她在自家客廳成立了GASP，也就是反吸煙者污染團體（Group Against Smokers’ Pollution）。她和其他人一道，提出了“不吸煙者”（non-smoker）的概念，并稱其在公共場所的權利和吸煙者的一樣重要。
在圍繞吸煙的辯論中，煙草利益制造的說辭正在重新出現。斗爭的第二個方面是努力證明吸煙對經濟有損——不僅僅是政府的醫療帳單更多了。吸煙會損害生產力。1976年，另一位女性——Donna Shimp因在工作場所“被迫”吸煙導致疾病，提起了第一起針對雇主的訴訟。此后，她繼續推動在工作場所禁止吸煙。
與以往一樣，煙草捍衛者的麻木不仁令人震驚。1953年12月，眾多香煙制造商在一間酒店房間，成立了煙草行業研究委員會。1954年至1997年，該團體花了3億美元來制造有關吸煙與健康之間關系的科學研究的懷疑。沒有人不為這樣一種陰謀感到激憤。
世衛組織預計，每年有超過800萬人因吸煙死亡。即便是在電子煙致死事件發生，人們重新開始對吸煙展開討論之時，死亡仍在發生。煙草，正如Milov所說，很難禁絕。與此同時，如果你去了解同樣的歷史時間段，人們對化石燃料和氣候變化的爭論，你會發現行業顛覆科學的手段如出一轍，令人憤慨，而逆轉的希望是如此渺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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